斗争加剧

现在来仔细审视一下散布于全世界的西方藏族分裂主义者所鼓吹支持的政治神话（以前，苏联作家反驳并嘲笑它，但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却随声附和）。这个政治神话说1911年西藏与中国的所有联系中断了，此后的40年里也一直如此，这代表了全体藏族人民从上到下的意志。与这个政治神话并行的是梦想世界的设想，在这个设想里，西藏地区在那些年里一片虔诚和安宁，这个概念就是詹姆斯·希尔顿所虚构的“香格里拉”。与希尔顿传奇小说作家的身份不同，身为记者的诺埃尔·巴伯最近写了《失去意义的领地》这本书，因此他更不可原谅。

事实上1911—1951年间，西藏社会动荡不安，关系错综复杂，常有流血事件发生。虽然分裂主义者掌权拉萨，但他们没有获得全体西藏人民的支持，甚至从未得到上层阶级的支持。他们的对手虽然屡遭镇压，但从未被打倒。西藏总的趋势还是希望与中国其他地区保持团结，并修复以前的裂痕，即使是那些倒向分裂主义的人也发现了：伴随帝国主义者而来的压力如此沉重，以至于他们也时常另觅他途。查尔斯·贝尔在书的结尾部分有一章描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生活（讲的是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的情况），其标题为：“达赖喇嘛转向中国”。[45]谈到西藏的安宁，即使是分裂主义者夏格巴在写到达赖喇嘛圆寂后的形势时（193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时期），也用“政治冲突的旋风”作为一个章节的标题。[46]

1911年后的一段时期，分裂主义者第一次激烈的权力之争拉开了序幕，但这种做法遭到了抵制。贝尔列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对手名单（他以“支持中国”和“反对英国”等不同名称称呼的组织和个人）。夏格巴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下列是一些具体的例子：

班禅额尔德尼喇嘛反对使用武力将当时在西藏的中央政府部队驱离。

丹杰林寺为遭遇袭击的中国卫戍部队提供蔽护。中国卫戍部队在拉萨的重要寺院丹杰林寺旁战斗，寺院为部队提供6个月的补给。为了报复，分裂主义者对寺院进行了破坏，惩罚了寺院里的首领，赶走了里面的僧众。西藏最大的寺院哲蚌寺里的罗塞林扎仓也因同样的原因受到惩罚。

噶厦政府的所有噶伦均被逮捕，噶伦擦绒和他儿子以及噶厦政府的秘书噶仲察厦巴均因“与中国关系密切”被枪杀。秘书长钦波帕拉巴财务总管孟仲和僧官洛臧多杰也因“与丹杰林寺的僧众关系友好”而被处决。[47]由于当时拉萨没有地方政府，夏格巴解释说，拉萨的权力由“作战部和国民大会”掌控。

“作战部”是一个拥有英国武装的特设官员机构，由达桑占堆掌握，印度噶伦堡的分裂主义者还任命他为藏军总司令。从历史上来看，达桑占堆是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政客中的新型藏族军阀政客。这些军阀政客在1911年辛亥革命失败后，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割据一方的公害。达桑占堆在当地的升迁颇为曲折而老套：达赖喇嘛得到英国资助，从印度加尔各答返回西藏；达桑占堆因为前期准备工作而得到奖赏，不仅被赐予擦绒父子的土地，还娶了擦绒的女儿和擦绒儿子的遗孀为妻，并且继承了擦绒的名号；达桑占堆后来得到英国当局长期的支持，并被英国报纸称为“藏中豪杰”，甚至被认为是未来的“西藏之王”。这是英国当局的选择，以防旧神权以及达赖喇嘛不受控制。

1914年，大约在投降主义和无效的《西姆拉条约》时期（达桑占堆曾经为该协议的签署铺平道路），这名新“擦绒”被提升为噶伦，他在部队里的政治影响力得到提升。此后不久，他的部队开进了四川和青海的藏族聚居区，且部队全是国外装备。

常和“作战部”联系在一起的国民大会，在支持分裂的英文作品里经常被描述为西藏的“国民大会”，贝尔甚至美其名曰为“国会”。事实上，该组织与这两者都相去甚远，它全部由噶厦政府以下级别的僧俗官员组成，也和全体藏族人民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1911—1914年发生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但不能说当时西藏和中国当局的“所有联系”都已中断。1913年，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和北京的统治者袁世凯互通电报，袁世凯重新恢复了十三世达赖的名号。十三世达赖的声明中也并没有提出要搞“独立”，而主要涉及的是与相邻地区争夺地方管辖权。

1918和1921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高僧从拉萨去北京雍和宫主持仪式，这是西藏“和中国的所有联系”并未中断的另一佐证。

1923年，当时的班禅额尔德尼（九世班禅）离开日喀则的驻锡地前往邻省青海，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班禅反对分裂，当然也涉及一些其他原因（其中包括与达赖喇嘛在管辖区域和税收上的分歧）。

192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本人似乎也厌倦了英国人（和擦绒）对西藏事务越来越多的支配，这就是贝尔提到的“转向中国”。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一系列做法上：

擦绒先被免去藏军总司令职务（由龙厦接替），后又被免去噶厦政府噶伦的头衔；拉萨警局的锡金裔英国警卫长官索南莱登[48]也被罢黜。

1926年，英国1923年在江孜开办的学校被关闭。

英国旨在进一步扩大在藏影响的各种提议遭到拉萨的否决——包括在藏建一条运送邮件的公路的提议。

同一时期在中国内地省份，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取得的胜利迅速推动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统一战线的形成。假如蒋介石没有血腥镇压，不像袁世凯1911年背叛反封建革命那样背叛革命，那么这一目的将得到实现，包括西藏在内的全中国统一大业将能够稳固实现。如果中国赶出帝国主义，消灭了封建主义，中国各民族间的不和谐和不平等的根源也将得到消除。

当然，这样的结果不能寄希望于蒋介石1927年在南京建立的政权来完成，这个政权不仅与人民为敌，而且还倒向帝国主义。尽管如此，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中，这个政府外表上看起来行使着中国中央政府的职责。很多藏族人民向这个政府寻求帮助，防止西藏成为“第二个印度”。李铁铮曾经写道：1928年，班禅喇嘛向南京政府表达了这样的愿望。[49]193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己也向南京的特使表达了同样的愿望。[50]

而作为回应，顽固分裂分子在外部势力的一贯支持下，向西藏相邻省份发动了军事进攻，尤其是当时西康省的甘孜地区（现属于四川省）爆发了严重冲突。英国向参战藏军提供武器装备，蒋介石政府对此提出抗议，但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1931年，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东北地区，进一步加剧了南京政府的游移不定和西藏分裂主义者在拉萨重获霸权的图谋。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根据西藏的习俗，高僧热振·仁波切[51]被选作摄政（直到下一任达赖喇嘛成年），他请求中国中央政府确认他的职位，这是对传统做法的回归。

恢复传统的做法也许一直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想法。1931年有一次生病，他准备了一份遗嘱，并公开印制，他觉得这也许是他最后的愿望。回忆起自己18岁按照西藏的惯例就任一事，他指出由上天指定的“伟大的满洲皇帝给了我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