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几十年的情况

1937年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由热振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指示僧众为中国抗战胜利而祈祷，他们还给抗日部队送去1万张羊皮。由于鞭长莫及，日本并未直接插手西藏；但与以往一样，只要中国受到侵略，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就会抓住机会，增加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英国在西藏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1940年，年仅四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在拉萨举行，新的转世灵童在青海省境内找到。依照惯例，热振活佛向战时首都重庆的中央政府报告了此消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接受委派去主持典礼。吴忠信原计划取道印度前往西藏，但像以往一样，英国当局教唆分裂分子将他的签证推迟了几个月，但吴忠信最终还是赶到拉萨参加了坐床典礼，并且在新任达赖喇嘛身边就座。英国代表柏斯尔·古德被安排坐在嘉宾席，由于对此安排不满，他并没有出现在典礼现场。

在拉萨期间，吴忠信安排将黄慕松当时留下的任务转为中国中央政府蒙藏事务委员会的一项长期任务。

换句话说，支持和反对中国主权的斗争一直持续着，汉藏一直紧密相连，关系虽有时紧张，却从未中断。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没有投入很多精力，相反他们集中精力对内实行镇压，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中坚力量打内战。西藏分裂分子及其外国支持者利用了这一点，1941年逼迫热振退位，并且让傀儡达扎代替热振。1943年，他们在拉萨设立了“外事局”，并试图通过“外事局”和中国中央政府的特使做交易，但未能得逞；他们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也从未实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拉萨噶厦政府里的分裂分子组成旅行团去祝贺同盟国的胜利。英国再一次掌握了决定权。在拉萨的英国代表黎吉生宣称，“如果旅行团胆敢参加中国国民大会，西藏政府就违背了1914年签订的《西姆拉条约》”。[56]从20世纪之初到20世纪中期，从贝尔到柏斯尔·古德，再到黎吉生，西藏的分裂分子无时无刻不受外国挑唆者的教唆。

1947年英国撤出印度，黎吉生作为印度（前英国）使团团长留在拉萨，这只是广阔“遗产”中的一部分，该遗产包括被奉若神明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还包含帝国主义为新中国和新印度制造的许多不必要麻烦。

战后亚洲形式空前复杂，一个焦点是中国革命日渐走向胜利，帝国主义的行动不仅限于保持并扩大对中国的控制，他们的最后一招是要阻止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摆脱桎梏和傀儡统治，阻止中国社会获得新生，这些行动比过去将战略要地西藏从新中国分裂出去、蚕食领土和建立缓冲区的意义更为重大。

现在，无论在沿海省份还是在西藏，美国成为干涉中国事务的主要国家；而英国和西藏上层阶级保持联系长达一个世纪，即使即将从印度撤离，英国仍然是干涉中国事务的国家之一。对于印度新政府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是英国统治者在西藏获取土地和特权的继承人。

美国政策的制定者认为“美国的世纪”已经到来，并且把西藏看成部署空军和火箭的战略平台，此举既可控制中国，也可以控制苏维埃社会主义同盟和印度。[57]这种打算早在1943年伊利亚·托尔斯泰和战略情报局[58]另一名官员去拉萨时就已经萌芽，他们的直接目的曾经是从印度开辟一条经由西藏向抗日前线运送物资的供给线。当然，他们也有更长远的目标。

事情败露后[59]，中国官方曾经向美国国务院抗议“托尔斯泰曾许诺支持西藏的分裂主义者”。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文自己在二战中也提议，要“开辟西藏地区……未来该地区将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应该给西藏的分裂主义者提供所需的收音机和其他装备。[60]尽管这些想法在当时未被采纳，但将来也许会变成现实。

1947年，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决定性战役处于胶着状态，西藏分裂分子在新后台的支持下变得异常活跃。他们将已经退位的前摄政热振活佛拉去“审讯”，热振活佛未能在“审讯”中活下来。这些分裂分子丝毫没有宗教顾虑，由于色拉寺的僧众反对这些做法，他们就炮击西藏第二大寺色拉寺，数百名拥护国家统一的僧俗人士在保护色拉寺的战斗中献出了生命。

同年，分裂分子在更大的舞台上，利用受外国官方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在印度召开“泛亚洲会议”，将西藏描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会场里的地图也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分裂分子代表团到达会场时扛着他们自己的旗子，中国大使馆在德里的抗议被置若罔闻；从噶伦堡到印度其他边境小镇，一张阴谋的大网已经形成。

1948年，英国和美国认可了“西藏贸易代表团”（由夏格巴率领）。代表团成员先去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但并没有获得去国外的中国护照。相反，在几名外国大使的操纵下，他们得到了由噶厦政府颁发的旅游签证（藏语手写版和英语打印版）。行程中，他们想与美国、英国（他们受到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的接见）以及其他国家建立政治联系。虽然蒋介石政府已经有些动摇，但还是对他们的做法提出抗议。

1949年7月8日，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拉萨分裂分子要求国民党政府人事部门关闭在西藏的办事机构并撤走办事人员，借口是那些人里面有“共产党”。而其真实意图是要中断中国对西藏主权的连续性，不给中国任何新政府留下立足之地，孤注一掷，阻止席卷全中国的人民革命。

就在那时，两名美国电台评论员洛厄尔·托马斯父子出现在拉萨，表面上看是在那里采访。但是正如他们后来披露的一样，来自东京的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情报局局长查尔斯·威洛比将军和美国驻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曾经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情况，从西藏返回后，他们表明要尽快向西藏派送“现代化武器，并且安排顾问去那里指导使用”。在华盛顿会见过杜鲁门总统后，他们向噶厦政府秘密传递了“希望组织世界范围的道德力量来反对那些不道德力量”的期望。他们向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提议，派一名美国高官伪装成“旅行者”，为一个“确切支持计划”去西藏测绘。[61]他们通过自己写的文章和广播，在西方媒体中发动了一场支持分裂主义者的宣传浪潮。

人民解放军发表了“没有力量能够阻止解放全中国”的声明，挫败了外国势力的各种阴谋，随后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行动也与政治上的步调保持一致，这次战役的情况以及分裂分子的失败在其他章节有所交代。[62]在这里，我们将只关注外国势力在各种层面上企图挫败和平统一的图谋。

与之前1948年给予分裂主义者组成的“商务代表团”去西方的便利不同，英国政府在香港延迟发放拉萨代表前往北京谈判的过境签证，导致和谈延期。

虽然印度承认了新中国政府，但试图说服中国自愿放弃对西藏的主权。在向北京发出的一系列照会中，印度宣称，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将有力支持“那些反对人民政府加入联合国的人”，甚至可能会引发“全面战争的爆发”。[63]就在提醒中国如果解放自己的领土将会出现一些不好结果时，德里政府利用中国内战，派兵占领了中国比英国划定的“麦克马洪线”更大的地区。

然而，新中国和旧中国差异巨大，新中国政府明确表示绝不会因为辩解或恐吓放弃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