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和为上策（1）

五、和为上策：《中法新约》并非“不败而败”

从历史上来看，战争和外交仿佛是一对孪生儿，两者既相互对立，但往往又结合紧密，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由此，当政者要想处理好这两者关系，就必须具备非常高超的操控水平，譬如在1883年到1885年中法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外各方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毫无疑问，打仗是最能花钱的。倘若打赢了，不但可以收回成本，还能敲诈一笔；但要是打输了，战败方不但血本无归，还要倒赔战胜国的军费。这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那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也是通例。譬如，德国人在色当战役里打败了法国人，法国人不但损兵折将，还得赔偿50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人；而一战结束后，德国人被打败了，就得反过来赔偿1320亿马克给那些战胜国。德国人最后付不起，经过希特勒一嚷嚷，弄得德国人不干了，要重新打过。二战就这样爆发了。从此以后，战胜国黄世仁向战败国杨白劳强索战争赔偿的事，也就收敛不少，要不然逼得狠了，杨白劳破罐子破摔，跟你玩命，也是件麻烦事。

1885年4月7日，也就是镇南关大捷后没几天，正当前线老将冯子材联合各路清军将领准备分兵南下收复河内、太原的时候，清政府却突然于下达了“乘胜即收”、停战撤兵的命令。

命令来得太突然了，很多清军将士接令后，气得捶胸顿足，“拔剑刺地，恨恨连声”。许多士兵甚至跑到将帅帐外，写血书，立军令状，“磨拳擦掌，同声请战”，“战如不胜，甘从军法”。冯子材等清军将领在大胜之下也不想轻易放弃扩大战果的机会，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致电两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诛杀议和之人，以振士气。

当时人写诗讽刺清廷：“十二金牌事，于今复见之。黄龙将痛饮，花目忽生期”。所谓“十二金牌“，就是当年南宋朝廷令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诏故事。就连清政府派赴广东会筹防务的彭玉麟，当时也愤愤然的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但是，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冯子材最终还是被迫遵旨撤军，彭玉麟只能叹道，“老臣抗疏千行泪，一夜悲歌白发生！”

事实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宣战以后，也始终在或明或暗地寻求和平活动。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是，慈禧太后担心法国会“因愤添兵”，不断扩大战争，兵连祸结，这时主管谈判事务的李鸿章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太后对此点头称是，以胜求和，也就顺理成章了。

武人好战，情有可原，但作为大清帝国的总当家，慈禧太后考虑的可能要多一点。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虽然清军在镇南关、谅山等地大败法军，并在北越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但是，法国舰队当时也占领了澎湖列岛并对台湾形成了封锁状态，中法双方在陆海两个战场上互有胜负，总体上形成一种均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