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冰河下的遗宝(4)

后世人秦汉并称、明清并提，却不知汉以来的大家们对暴秦厌恶有加；而明清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有些地方的差别超过拜占庭帝国与土耳其帝国——虽然都在君士坦丁堡缔建自己的都城，比如在结社自由方面，当公元1633年复社在苏州集会上千人时，你可以想象东南士子吟唱并热心政治生活的盛况；而在公元1660年，后金汗国严禁士子订社立盟——你能说这个世界未曾改变，世界是进化而非退步？

两千年后，有一群学者，他们对汉帝国的第一代君王刘邦以极苛刻的道德标准，贬称为“流氓”，而对征服者王朝的一些君王，吹乎得神乎其神，什么“盛世明君”，“千古一帝”，仿佛对亲爹一样叫唤得肉麻加有趣——他们是奴性深入灵魂和骨髓的一群文化包衣、学术老奴。

大汉帝国的早期，体现了古世界宽容政府与无为而治的做法——

公元前191年，废除秦时所定“挟书者族”之律；

公元前187年，废除秦时所定的夷灭三族罪及“妖言”令；

公元前179年，鉴于秦法：一人有罪，父母、妻子、同产相坐，没其妻子为官府奴婢。文帝诏废除该项法令。当我们回首300年间的事情，难道不感到后金汗国的法律比秦暴政还要倒退——因为他们不仅要诛杀不同意见的持有者，而且要剖棺戮尸，而且对家族和妇孺的株连迫害令人发指。

公元前178年，废除诽谤、妖言罪。

我们当然不会轻信到：有了这些法律，就没有对言论的打压和迫害；但这毕竟是古世界对言论的宽容和进步的尺度，这种宽容和进步令后世许多严酷践踏人权和言论的帝国黯然失色。

马踏飞燕

汉帝国的胸怀与气度只有盛唐（不包括女暴君武则天篡唐时代）才可比拟；然而，汉帝国如何处理他的权力运作方式，依然是帝国的困惑与难题。

汉帝国没有像罗马人不再选择国王，走向民选政治，而是继续在专制政体下巩固权力。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依据高参叔孙通设计的等级秩序的礼仪开始施行，从前一起抗击大秦暴政的战友们再没有从前的坦诚和无拘束的感觉，没有人敢于对皇帝失礼。这一年，筑成了未央宫，极壮丽堂皇，帝国从栎阳迁都长安。

这一由帝国著名谋臣娄敬先生提出的建都长安的高见，影响了古中国千余年的历史。

娄敬对刘邦说：“今陛下起丰沛，收集士卒三千人，带着他们长驱直入、席卷蜀汉，平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您却想和周朝成康盛世比较，我认为您是比不上的。而且秦国的地势依山带河，四处要塞坚固，一旦爆发紧急情况，也有百万之众。因秦之故，这里物产充足，资源广阔，这就是所谓天府一样的地方。陛下入关而在这里建都，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得保全。这就好比与人搏斗，不掐对方脖子，不照着对方后背猛击，不能大获全胜。现在陛下入关而建都，占据秦国故地，这也是扼住天下之咽喉而俯视天下的后背啊。”

刘邦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群臣都是帝国东部人，大多主张建都洛阳，并提出周朝建都洛阳，享国几百年，而秦建都关中，立国20余年而亡。

当年刺秦的自由斗士张良先生在关键时刻表达了决定性的意见，提出建都关中好；刘邦于是果断决策，当天就动身搬到关中。

帝国并没有在咸阳旧址上重建都城；帝国在不断否定暴秦的法律；帝国力图避免暴秦二世而亡的厄运；但是帝国仍然无法逃脱暴秦的传统，秦帝国体制的幽魂仍在，皇权的诱惑足以使大多数英雄豪杰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