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冰河下的遗宝(5)

诱杀韩信

公元前196年，汉帝国权力的历史上写下悲惨而血腥的一页。在汉帝国兴起的过程中功勋卓著的大将韩信被人告发谋反，吕后和萧何设计，未经任何公正程序的审判，诱杀韩信。另一位大将彭越也被人挟私告发，被处决；还有一位大将英布惊恐之下，聚众反叛，次年败走被杀。至此，汉军中三杰被一一诛杀，帝国用鲜血向权力的胜利者献祭，留下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诅咒，这种诅咒伴随着帝国走过童年、青年、壮年，越到垂暮之年，当自由民族摇摇欲坠、要沦为游牧民族的奴隶和附庸时，这帝国童年的阴影总在不断闪现，直到黑夜的最后来临。

“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帝国元首为了巩固他的独裁权力，发出了这样的号令。再也没有了青年张良那样的男子，可以对此提出异议；没有东方的布鲁托斯，对帝国领袖的权力扩张用行动阻止。

帝国有了成功后的张良这样的明哲保身之士，这种所谓的“东方式智慧”在以后的千余年将会影响无数人……

帝国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土壤上，无法孕育出民选的智慧和勇气，只有相对的宽容，令后世残暴政府统治下的士大夫回味不已；然而帝国在此时，不仅要摆平内部的权力觊觎者，更重要的使命是保持一个自由民族不被侵犯，帝国，在游牧民族的掠夺和侵袭中痛苦地挺住，直至帝国的英雄豪杰们策划出一次次绝地反击，永久地改写了古世界的历史……

3自由民族的绝地反击

公元七八世纪，距大汉帝国的英雄们建都长安的八九百年后，盛唐帝国。

面对盛唐帝国的拓边战争，面对帝国的来自北方尤其是东北的威胁，帝国诗人们把当时人民浩荡的激情幻化出雄奇的意象——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高适）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岑参）

“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奔腾畏蒺藜。”（王维）

“汉军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王维）

同样建都长安的盛唐帝国的人们一方面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有着相当的自信和骄傲；一方面时刻以传统的继承者和守护人自居——他们是大汉帝国的后裔，是这个民族壮年时代的灵魂和精英；他们不像许多年后他们那些沦为亡国奴的子孙，自卑而敏感，自虐而变态，面对祖先家业的败落，面对别的民族的辉煌，从心灵上彻底沦为了卑贱者，彻底丧失了自信心，他们中的极端者无法客观看待祖先们的荣耀与阴影，一味以攻击传统为乐事。

公元七八世纪的长安，正如公元前二世纪后的长安，是梦想的开始，是想象力展开的城市，是勇敢者出发的起点。

公元前200年，经历了匈奴人在白登之围的汉帝国，吞咽下和亲的结果，他们的政策富有弹性，并且经历着几代人的卧薪尝胆，将孕育三百年绝地反击的大战略。

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领14万骑兵入塞，侵入至雍（今陕西凤翔南）、甘泉（今淳化西北），汉发兵屯长安旁以及上郡、北地、陇西等地。汉文帝——这位因废除诽谤妖言罪而得以被后世推崇的仁慈之帝——要英勇地亲征匈奴，被大臣和太后劝阻住。匈奴骑兵在汉帝国境内纵横践踏，大掠人畜而去。以步兵为主的汉军在后面苦苦追击，没有多少斩获，凸显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作战中的天然劣势。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李白）匈奴人不断侵袭掠夺大汉帝国的疆域，晁错接连上书皇帝，为帝国抗击匈奴出谋划策——

“我听说汉兴以来，胡虏数次侵入边地，小侵则获小利，大侵则获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我吏卒，大肆抢掠……现在匈奴地形、技艺和中国大不相同。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比不上他们；险道险峻，且驰且射，中国之骑比不上他们；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比不上他们：这是匈奴方面的长处。但是在平原之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容易被我扰乱；劲弩长戟，射程之远，则匈奴之弓比不上我们；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不能抵挡我们；轻车一起出击，箭射中同一目标，则匈奴之皮革和木盾不能抵挡；下马地斗，剑戟相接，进退追逼，则匈奴之腿不如我快速：这是中国的长处。这样看来，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均见《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