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冰河下的遗宝(6)

晁错建议汉文帝不要与匈奴比拼人力，用消耗战的方式去获得胜利；而是利用投降汉帝国的匈奴部队几千人，让他们自相残杀——“现在投降的匈奴义渠蛮夷之属来归顺的，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配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能收服其心的将领，用陛下的盟约来统率他们。即有险阻，用他们来扼守；平地通道，则用战车和弓箭出战。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再加上人数众多，这是万全之策。”

皇帝虽然嘉奖了晁错的上书，但并没有冒险采纳此一策略。然而晁错的“我又听说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低声下气伺候强者，这是小国之方略；合小以攻大，这是实力均衡的敌国之方略；以蛮夷攻蛮夷，是中国之方略。”这些灵活实用的联盟分化战略，影响了古中国千余年，直到古中国的最后消亡。

张骞通西域图

公元前169年，晁错的另一高见是：募民以充塞下，且耕且战，以御匈奴，减少不习地势的东方戍兵，晁错同时比较了秦帝国残酷的戍卒政策的失败，提出了一系列激励机制；汉文帝从善如流，采纳了晁错的计策，塞下从此渐渐充实。

文景二帝清静恭俭、安养天下的治国方略终于得到丰厚的回报。到公元前141年汉景帝死去、汉武帝继位时：“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汉书》）

也就是说，在粮食充足，人民富裕的同时，国家已经不被缺乏马匹困扰。你可以想象公元140前年代长安帝国的盛况，你若是在朋友聚会时，乘着一匹母马欣然前往，都要被朋友笑话，拒之聚会之外——好像喜剧片中说你要开一辆日本车都不好意思和邻居打招呼。

汉代官员出行画像砖

有了这样的富足，有了这样的战略后备资源，帝国于公元前133年策划马邑伏击战。李广、韩安国等将领率三十万汉军人马埋伏在马邑旁谷，派马邑豪绅聂壹前去诱敌。聂壹一边与匈奴货物贸易，一边诈称出卖马邑以引诱单于。单于深信不疑，又贪恋马邑的财物，派出十万大军侵入汉帝国。匈奴大军即将钻进汉军布下的口袋；但匈奴单于也很警惕，离马邑100多里的时候，单于看见野外遍地牲畜而没有放牧人，感到奇怪，就攻打汉军哨所，捕获雁门郡的尉史，拷逼之下获悉汉军伏击之谋，惊恐之下慌忙退去，马邑伏击战功亏一篑，出此谋略的将军王恢出兵代郡，本来应该攻击匈奴的辎重，但闻匈奴退去，兵多，未能贸然出击。王恢竟因此下狱，自杀，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自此以后，汉帝国不再一味被匈奴侵袭而防守，帝国不断主动出击。

那是一个出塞的时代。帝国豪情万丈，人民勇敢而富于想象力。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掀起第一轮绝地反击的沙漠风暴。卫青度漠，破单于兵，单于逃走。霍去病长驱两千余里，封狼居胥山（约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从此漠南无王庭。但汉军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士卒死者数万人，出塞的马有十四万匹，回还者不足三万人。飞将军李广因为迷失道路误期，被责令受审讯，李广愤而自杀。

公元前104年，因为大宛不给汉帝国好马，汉武帝命令出击大宛。第一次出击以失败告终。但汉帝国不拘一格，发“七科谪”者击大宛，一如不列颠帝国开拓澳洲时，冒险之徒纷纷漂洋过海，那些汉帝国的有罪者、亡命徒、恶少纷纷踏上了出击大宛的旅途。年余出敦煌者六万人，还不包括私从负粮食者，在李广利将军的统领下，浩浩荡荡地杀向大宛。汉兵至大宛的时候，大宛发生政变，贵族杀其王投降。汉军立了一个新王，得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三千余匹。帝国的封侯和奖赏，让无数想冒险博取功名的人充满梦想，帝国联合西域夹击匈奴的战略也得以实施。人民跃跃欲试，充满着无限活力。

公元前85年，在汉帝国高明的外交联盟和持续的军事打击下，匈奴开始其衰败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