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文的撰写和修改(7)

在此过程中，杨西光和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见报。这个考虑，经吴江请示耀邦，得到耀邦批准。

孙长江修改的稿子，与4月23、24日的改稿比较，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

文章对原来的稿子作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

文章又加了毛主席在1958年修改三年前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的论据增加了分量。

文章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

文章还加了小标题，使主题和表述更加鲜明。文章在公开发表时，对超越实践设置“禁区”的现象又加重了批判，说这不仅造成蒙昧主义，还会变为“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此文经胡耀邦审定后，即在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原来文末注有“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字样，并按此印出一小部分，此时中央党校有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很多段落已重写，后来改的过程中胡福明没有参加，又来不及听取他的意见，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领导和其他同志的，因此再署原作者的名字已不恰当（前述胡福明1996年的文章也说到“我对几点修改，也有自己的看法”。看来，这样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引者注）。经再三斟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将原注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综合以上所述，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支持并审查同意的。《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上述几个同志主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作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最后执笔完稿。

王强华是当时的《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是这篇文稿的约稿者和主要的编者，他的回忆是值得重视的。

王强华在《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书中讲了当年约稿的情况。他说：1977年7月，南京地区理论界在南京召开理论研讨会，报社派他去参加。他发现，胡福明发言有勇气，思想比较解放，就约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稿。王强华说，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没有出具体的题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题目，完全是他自己定的。胡福明于1977年9月同时寄给《光明日报》两篇稿件，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另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王不在报社，编辑部其他人阅看后认为，前一篇无理论可言，不予选用，另一篇（即《实》文）是“纯理论”文章，缺乏与实际的联系，也决定不用。王回报社阅看两篇文稿后，认为《实》文符合“哲学”专刊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王处理后即排出小样。（见该书第92～94页）

现在摘录王强华在《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中的一大段：

1978年4月10日，一张《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按规定送到了当时的总编辑杨西光的案头。他立刻被“哲学”上的头条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吸引住了。他在详细审阅了该文后，把我叫去，要求把它从专刊上撤下来。杨西光提出的意见有两条：一、像这样重大主题的文章应放在第一版刊登，在专刊上发表影响小，太可惜了。二、文章要作重大修改，主要是应针对当前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要进一步触及当前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他的这篇文章是我在1977年8月到南京参加一次理论讨论会时向他约的稿，原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稿子寄来后，从1978年1月14日发排到4月10日经过了5次修改，才送到杨西光手中。对杨西光的两条意见，第一条我照办了，当即把文章撤下，换了现在“哲学”第77期上刊登的那篇文章。但对第二条却感到为难，因为按杨西光的意见，文章要作很多修改，而作者又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来不及征求意见。作者是一位大学教师，在南京理论界有一定影响，这样做担心他会有意见。杨西光说没关系，改出来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杨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办报，考虑的是大的问题，只要能够尽快发表，用谁的名义则是次要的。可我作为文章的编者，又是我约来的稿子，就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无巧不成书。正当我两难之际，胡福明从天而降。他是从南京到北京来参加国家教委召开的一个哲学教材（或辅导材料）座谈会的，住在朝阳门外的那个招待所里。他一到京就与我联系，我把杨西光的意见告诉了他，同时又立刻向杨西光报告。杨很高兴，说赶快把胡福明找来报社，一起讨论文章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