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文的撰写和修改(9)

中央党校是在1977年12月研究一个党史问题时，由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随后在校的一千多位高中级干部进行了讨论。1978年3月间，吴江同志根据耀邦同志意见，并向马文瑞同志（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这时候，《光明日报》也想搞这个问题。杨西光同志是参加了党校高干班的讨论的，当他得知上述情况后，请人告诉我，他们有篇同类文章希望帮着搞。4月中旬，西光同志派人接我到报社，讨论那篇稿子。胡福明同志在场。4月21日，《光明日报》王强华同志把胡福明根据大家意见修改后的文章小样送到我家，同时送吴江同志，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吴江同志看完小样后，认为文章写得有勇气，但理论和逻辑性较差，叫我尽量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题目还是用我们原来的。西光同志在这个过程中，曾两次找我到报社，两次来党校与吴江同志和我讨论这篇文章。我搞出一个稿子，由吴江同志修改、补充，然后送耀邦同志审阅定稿，登在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现将当时付印的影印件送上，其中剪贴的小样，就是经报社修改过的胡文部分。实际上文章吸收胡文原稿的文字恐怕已不及三分之一，基本上是重写了。

署名的经过是这样的：虽然如上所述文章是基本上重写了，但我落款还是写了“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修改”。吴江同志考虑到不管怎样总是吸收了外来的稿子，因此同意了这样写法，并照此印出一小部分。后来有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实际上已重写，整个过程胡福明都没有参加，而且其中有些是领导同志的意见，因此再用外稿作者的名字已不恰当，由孙、胡两人署名也无必要。经再三斟酌，终于决定中途改版，删去“作者胡福明”一句，将原注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修改”。这期《理论动态》的大部分照此付印（见《理论动态》1978年5月10日第60期）。《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同杨西光同志商定，用了特约评论员名义。

此信及影印件同时送当时中央党校的领导同志胡耀邦、马文瑞、冯文彬同志，当时参与处理此文的杨西光、胡绩伟同志，以及陈维仁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龚育之同志，并送薄一波同志、陆定一同志、《人民日报》。

吴江和孙长江所讲情况中，值得注意的是：1．此时，孙长江已经写出了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初稿；2．吴江对孙长江提出的指导意见是，尽量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题目还是用我们原来的；3．文章写好后，吸收胡文原稿中的文字不及三分之一，基本上是重写了。而且，孙长江将他把两个稿子捏合在一起的原稿复印件附在信后一并发出。

孙长江采取那样严肃的方式写信提出问题，引起了杨西光的重视和思考。他于1984年11月12日写了一个材料，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的思想背景》，全文近1500字，铅印后按孙长江那封信同样的范围发送。杨西光这封信只讲这篇文章写作的历史背景，而未讲文章的写作修改过程。但他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提出：

关于写作的具体发展变化过程，建议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当时参加写作的同志共同座谈回忆，并尽力搜集原始材料；还要请《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有关同志参加，整理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在此前后的有关讲话，以及耀邦同志继续组织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中央领导同志指导、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的全面情况写出一份较完整的历史资料。

杨西光的这个材料，用委婉的语言提出，《实》文的作者问题要重新研究考虑。《光明日报》评论部1985年1月20日撰写和编印的材料，看来就是根据杨西光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个材料在讲了《实》文写作、修改的“具体发展变化过程”以后，作出了如下的判断：“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这个判断明显不同于《光明日报》社1984年10月12日给吴江、孙长江信中的说法：“参加文章修改的你们二位。”

为了说明《实》文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以便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我已经费了那么多的笔墨。但是，到此还不能打住，还要继续讲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和理论动态组的有关情况。

（四）中央党校撰写、修改和处理《实》文的情况

《光明日报》为什么要将胡福明撰写的文稿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这篇文章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加工修改过程，最后是怎样定稿的？下面我将依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加以说明。

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使《光明日报》同《理论动态》联系起来了，这里关键的人是杨西光。因此，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杨西光的有关情况。

当时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孟凡，一开始就参加《理论动态》的工作，现将他的回忆材料抄录如下：

杨西光同志是我的老战友。1947年，我从山东军区调到华东野战军，在政治部下的联络部工作，起初在材料科任研究员，后来，杨西光任科长，我任副科长。华东野战军还有一个解放军官总团，专门教育改造团以上的俘虏。杨西光兼军官团的教育长，我兼训练处副处长。杨西光的爱人卢凌，也是在材料科工作。因此，我和杨西光比较接近。他对我的印象也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