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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情况,在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曾经讲到,当时,曾召开了一个一部学员座谈会(参加者6人),听取对研究路线斗争提要那个文件的意见,请他们帮助。杨西光作为一部三支部的学员参加了这个座谈会(1978年3月6日)。在这个座谈会上,杨西光作了系统的发言,共讲了6点。我觉得第3、第4两点最重要,现将记录抄录如下:
(3)关于“左”的批判问题,我感觉从(一九)五八年以来20年对党内“左”的思想不能低估,右的思想比较容易识别,但对“左”的比较难以识别,林、“四人帮”都利用这一点。六四年刘少奇也利用这一点。毛主席曾多次提出反“左”问题,但不能得到贯彻,如两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前后、农业十二条、高教六十条、农业六十条等,但文化大革命中都批了。为什么不能贯彻?这么多年我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同过去对主难(观)唯心论批判不够有关。这次是否能解决一下。
(4)应该占有材料,现在占有材料不够。延安整风时有三本厚厚的材料汇编,现在文件很多,但有些还不好分辨,缺乏五七年以后的文件,应搜集整理一些,原来的东西那些正确不正确的,用实践检验。
以上是会议参加者随手记的,虽然文字简略,但意思是清楚的。杨西光明确提出,要“用实践检验”。当然,一些问题也反映了当时的认识水平(如对刘少奇的认识)。
我在前面讲到,杨西光到《光明日报》工作后,能自觉地将胡福明撰写的《实》文从“哲学”专刊中抽出来,作为重点文章,加以处理,这同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中接触了这个问题,思想理论水平得到提高直接有关。
前面我不厌其烦地将有关情况作介绍,目的是想把有关情况尽可能摆出来,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这篇文章形成的过程及事情的全貌。
其实,如果理一下头绪,事情并不难搞清楚。
第一,胡福明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稿,投给《光明日报》;
第二,《光明日报》理论部同志对胡福明的稿作了多次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准备在“哲学”专刊发表;
第三,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学习后,认识到实践标准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建立了联系;
第四,杨西光看了“哲学”专刊《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大样后,决定对此稿作重大修改加工,作为重点文章在《光明日报》第1版发表;
第五,杨西光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帮助修改加工这篇文章(他自己也参加),并要求先在《理论动态》刊出,再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第六,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已为《理论动态》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稿,但不成熟(除孟凡外,当时的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告诉我,他也看过这个稿);
第七,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请示胡耀邦以后,接受了杨西光的要求,最后将《光明日报》送来的稿和理论研究室原已写出的稿,由孙长江“捏在一起”,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文稿;
第八,文稿送胡耀邦审阅定稿,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5月11日,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这里,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的问题是,《光明日报》作了多次修改的文稿,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以后,是经过了怎样的修改加工过程,最后怎样形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稿,最后形成的这篇文稿同《光明日报》送来的那篇稿是什么样的关系?
正如《光明日报》的材料所说,1978年4月13日,孙长江就到光明日报社同杨西光、胡福明等人一起讨论了对胡福明撰写的那篇稿的修改问题。以后,杨西光又到中央党校同吴江、孙长江研究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对这篇文章的框架和基本观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光明日报》的材料还说,“孙长江同志以原来文章与这次讨论的意见,和党校原拟写的文章草稿为基础修改出稿子,再经吴江修改”。孙长江究竟是怎样“修改出”这个稿子的呢?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对孙长江明确提出了修改的原则要求,这就是前面已经引的:“尽量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题目还是用我们原来的。”①“孙长江当然要按照他的领导者吴江的意见办。作为中央党校的理论研究室,在中央党校已经组织八百学员初步讨论了实践标准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已有自己的考虑。吴江那样提出修改这篇文章的原则要求,是很自然的。
孙长江是怎样将“两个稿子捏在一起”的呢?我这里有文稿的复印件,可以一目了然。我将孙长江的完成稿照片在书中印出来,读者可以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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