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文的撰写和修改(12)

孙长江是在大稿纸上重新撰写，将《光明日报》送来的稿（铅印的清样）中可用的段落和长句，剪下贴上。我粗略地统计一下，剪下贴上的共约2700字（全文6600字），其余的文字都是重新撰写的，当然也吸收了《光明日报》修改稿中的一些思想和语言。文章的框架和基本观点是孙长江和杨西光等人讨论过的。孙长江确实是将“两个稿捏在一起”的，很难说是在哪一个稿的基础上修改的。这个稿同胡福明撰写的初稿（5200字）和他后来修改的稿（5600字）相比，说“面目全非”，是过头了，但确是基本上改写了。

孙长江对《实》文的改写，前面所引《光明日报》评论部编印的材料，作了具体分析，概括地说就是：“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我认为，所谓“质量上有了提高”，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孙长江在将两个稿“捏在一起”时，共剪贴《光明日报》稿2400字。《光明日报》送来的文稿有9000多字，大部分改写了，浓缩提炼为6400字，文章精炼了。

（二）经过孙长江的改写，文章的主题思想和主线清晰了。如原稿第一部分，就是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道理。孙改写后，加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鲜明的小标题，文字逻辑清楚，先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再讲是唯一标准，进而讲实践也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同原稿相比，质量的提高是很明显的。总之，经过孙长江的改写，使这篇文稿达到了在《理论动态》发表的要求。

（三）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最重要的改动。对此，当年《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在1978年7月24日的一个发言中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最后改定的标题上加了“唯一”二字。“这个改动也颇关重要。因为，有人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却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读者如有兴趣，可查看马沛文著《放言集》上册第3页。于光远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于光远一再讲这个问题。读者可查看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53页。于光远认为，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排他地提出实践是“唯一”标准，有很强的现实性，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据1995年4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陈云“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他多次将这句话写成条幅送人。我在杨易辰的办公室里就看到这样的条幅，并拍了照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作为文章的题目，不但使文章的主题明确了，而且，使文章上升到了新的境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简单是一个题目，而是这篇文章的精华所在。这句话精确、简练、鲜明、通俗，成为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语言。邓小平就将这场讨论称之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也是这样称呼这场大讨论的。这场大讨论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那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恐怕一般人都说不出来了，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却被历史留下来了。党的重要文献一再使用这句话，并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一切真理”与“唯一标准”两个提法，似乎相差不大，但含义不同。“一切真理”的提法，强调的是实践标准的普遍性；“唯一标准”的提法，强调的是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正是当时争论的焦点。

1979年4、5月间，我到江苏去调查研究，住在南京（省委的一个招待所），就有一些我并不相识的人来访问我，并询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写作修改情况。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经过认真思考，讲了三条：1．胡福明写过实践标准的文章，这很不容易，要充分肯定；2．公开发表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集体劳动的成果；3．真理标准讨论开展的一些情况，胡福明不知道。经过了十多年，我又进一步调查了有关情况，我基本上还是持这种看法。1997年初开始播出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6集，有胡福明回忆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镜头。他也说：“据我知道，为这篇文章作出贡献的有一批同志，这也是集体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