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文的定稿和发表(3)

大概就在1978年5月8、9日，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光明日报》同志打来的。他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你们《理论动态》究竟哪一天用？我肯定地说，5月10号。他说，那我们在5月11号见报。我感到有点突然。以前，报社要刊用《理论动态》的文章，有时也很急，我们都是有意压二三天，以免出现读者还没有收到《理论动态》，文章首先见报的情况。我就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急？11号我们《理论动态》还没有发行出去呢！对方说，杨西光讲了，这篇文章必须《理论动态》先刊登。《理论动态》登了，我们马上就见报。以后我知道，打电话的这位同志就是杨西光当时的秘书陶铠。对此事我的印象很深。《光明日报》并不是根据《理论动态》第60期的版本发表《实》文的，可能是孙长江早些时候给他们的改稿。所以，仔细查对一下就可以发现，《光明日报》发表的《实》文同《理论动态》第60期，有两处很小的、不影响文义的差别。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在此交代一下。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的下半部，以通栏标题、正文楷体字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在此之前，《光明日报》转载过《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也转载过《红旗》杂志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但还没有发表过自己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文是《光明日报》的第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光明日报》从当年5月1日改版。《实》文是改版以后的第一篇重头文章。这对《光明日报》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对扩大报纸的影响也很起作用。其明显表现之一，是发行量的上升。据说，4月份《光明日报》发行68万多份，到7月份，竟一反暑期订数减少的常规，发行数猛增到89万多份，到1979年1月，发行数到了140多万份，创了历史的最高纪录。这篇文章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见《光明日报通讯》1986年第6期第13页）。

这里又有一个“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在第二章第四节中已有说明。具体到《实》文，又该怎么说呢？《光明日报》的同志说，杨西光觉得这篇文章关系重大，同时为了扩大影响，要请胡耀邦审定，并希望先在《理论动态》发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胡耀邦和《理论动态》来说，已有了撰写和发表论实践标准文章的安排，并已着手进行了，而不是接受委托，为外单位审阅一篇他们另请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胡耀邦对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是很重视的，我在第二章第四节中已讲了一些有关情况。《实》文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发表，并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转载以后，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追究时，也是直指胡耀邦，当时，胡耀邦是承受了巨大的政治责任的。

《实》文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下半版刊登了约五分之二，其余在第二版上部刊登。这大概也是一个偶然的原因。这天《光明日报》第一版有两个通栏大标题。头版头条是：《华主席离平壤回国金主席到车站热烈欢送》。如果不是这样的新闻，我相信，《光明日报》是会把《实》文作为头版头条以整个版刊登的。对这样的版面安排，《短暂的春秋》一书的作者也费了一番心思来研究。该书作者认为，这是政治家们精心安排的，是让“华国锋回国收见面礼”。从本书前面叙述的情况可以知道，这样的论断缺乏事实依据，是作者的想象。事实上，这篇文章原拟5月6日见报，后推迟到5月11日见报，并不是有什么政治考虑，邓小平事前也不知道有这样一篇文章。我在后面还要具体讲到这件事。

新华通讯社当天将《实》文转发全国。这既反映了新华社领导同志的鉴别力（他们是同意这篇文章阐述的基本观点的），也是杨西光事前给他们打了招呼。另一方面，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也跟以上有关单位负责人打了招呼（孟凡工作的一大部分内容就是同各有关单位联络）。

《实》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这种强烈反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首都主要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不少地方报纸立即转载；另一方面，立即就有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下一节就要具体讲这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