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低速增长

姚洋[1]

经历4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政府、学界和民间似乎都已经把高增长当作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即使是“新常态”，也把我国的增长转型定义为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维持4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6%以上）是非常困难的。对于赶超型经济体而言，增长减速一般发生在去工业化开始之后。而且，对于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模式的经济体，由于去工业化一般都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大调整有关，因此减速不是线性的，而是掉下一个台阶。我国具有大国优势，内部的增长收敛可以维持我国较长时间的较高速增长，但这个潜力也是有限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被迫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开始去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搞清楚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长期发展和短期宏观调控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在一个简单的框架里得到决定人均GDP潜在增长率的两个因素，即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前者进一步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后者进一步取决于效率的改进和技术进步率。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自金融危机以来以较快的速度下降，效率改进虽然还有一定的空间，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这个空间已经接近上限，而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技术进步率不可能太高。所以，我国应该适应较低速度的增长率。



一、我国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增长减速


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的最大变化是去工业化。去工业化是每个经历过工业化全过程的经济体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其主要表现是工业就业和产出比例的下降。图5.2显示了1953年以来我国三大产业就业比例的变化情况。和一般的规律相同，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就业比例除在1958—1960年之外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比例持续上升。第二产业（工业、建筑和交通行业）就业比例除在1958—1960年突增之外，1997年之前的其他时间缓慢上升。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二产业就业比例在1997—2003年下降。2004—2012年，第二产业就业比例突增10个百分点，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显示了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增长速度。但自此之后，第二产业就业比例开始下降。基于以下原因，此轮下降与1997—2003年的下降不同，不太可能是临时性的，而更可能是永久性的。

第一，我国的第二产业就业比例达到其他国家（地区）达到过的顶峰。图5.2显示，我国第二产业就业的顶峰在2012年，为30%，但这可能是一个低估的数字，原因是农业就业的比例可能被高估了。农村地区的兼业化倾向很严重，一个农村居民一年当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平均不会超过1/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业就业比例极可能被高估。根据调查数据，经济学家认为农业就业比例在20%以下，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近30%。如果把多出来的10个百分点平分到第二和第三产业，则第二产业就业的顶峰应该达到过35%，35%是美国、日本和韩国达到过的峰值，我国超过这个峰值的可能性不大。



图5.2 我国三大产业就业比例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二，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已经告别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进入以国内消费为主的时期。事实上，如图5.3所示，我国的出口与GDP之比在危机之前已经达到顶峰，目前已经回落到日本的水平，即17%~18%之间。可以对比的是，美国的出口与GDP比例只有10%，因此可以想见，这一比例在我国未来还将进一步下降。在危机之前，国际市场对我国出口的需求旺盛，极大地带动了我国的增长。按照刘遵义等人的计算，出口对我国GDP总量的贡献为11%左右，而我国出口在2001—2008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9%，由此得到出口增长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为3.2个百分点，占全部增长的1/3。[2]危机之后，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2014年以来的多数年份甚至变成负增长，出口不仅不再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还开始拖增长的后腿。我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都是工业产品，因此，我国工业化的高峰期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高峰期重合。随着出口增长的退潮，我国开始去工业化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图5.3 我国的出口量及其与GDP之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三，随着高端和较高端服务业的兴起，劳动力将从农业和工业流向服务业，近些年兴起的外卖服务正是这个变化的一个反映。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远高于服务业，因而抑制了工人工资的增长。比较而言，服务业是轻资产行业，劳动报酬占比高于工业，当服务业扩张的时候，更多的劳动力就会涌向服务业。而且，2012年之后服务业的扩张和1997—2003年服务业的扩张存在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服务业质量的上升，扩张不是发生在低端服务业（如家政服务），而是在像物流、金融、咨询、法务等高端行业，因而对劳动力具有更多的吸引力。

一个国家能否完成深入的工业化，对于它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我国的工业化足够深入，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担心去工业化将阻止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经济整体开始去工业化，不等于每个地方都齐步走，一起去工业化，中西部的一些地方还有工业化潜力。去工业化也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再搞工业了，而是意味着工业发展不再是采取外延扩张的模式，而是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但是，去工业化开始之后，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原因在于，工业比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高，当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上升、而工业占GDP的比例下降时，经济整体的增长速度就会下降。而且，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出口推动的，出口增速下降，必然导致工业增长速度的下降。

第四，我国的工业化和去工业化也与我国的人口结构转型同步，进一步加强了增长速度的变化。图5.4显示，2010年是我国劳动人口比例的分水岭，2010年之前是上升趋势，2010年之后是下降趋势。劳动人口比例是衡量人口红利的最重要指标。2010年之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上升，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效应。2010年之后，趋势刚好相反，人口转型成为迟滞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



图5.4 劳动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与人口红利下降同步，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流出已经接近尾声，这从图5.5可以看得很清楚。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大减40%，之后除少数年份之外一直维持态势，但2014年之后开始稳定下来，说明新增务工人员数量进入停滞时期。事实上，多数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空心村不断增加。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我国的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的动力已经基本消失。



图5.5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