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低速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以上几个方面构成了我国经济整体增长速度下降的大背景。第二节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进一步说明这个过程，并对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预测提供一个框架。



二、理论分析


考虑下面的索洛增长模型。



其中，Y为总产出（GDP），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净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数量，a为资本产出弹性。从公式1可以得到人均GDP数字。



其中，k为人均净资本存量，ℓ为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那么，得到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数字。



其中，gk为人均净资本存量增长率，gℓ为劳动力比例的变化率，gA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资本存量的增长取决于储蓄总量。以s代表国民储蓄率，以c代表生产性净资本存量与GDP的比例，则得出公式4。



在这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内，结合上节所给出的结构变化事实，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危机前后的变化。图5.6显示，除1990年左右几年之外，自20世纪80年代到2009年，人均净资本增长速度呈现周期性震荡上升趋势，2009年达到峰值（14.8%），其中尤以21世纪的头十年提速最快。与此相对应，资本增长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也一路上升（以资本产出弹性a等于0.6计算），到2012年更是突破100%（TFP增长率为负数）。值得注意的是，2009—2012年的人均净资本增长速度下降，但资本增长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顶峰，与大部分研究的结论一致，这几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积累推动的。2012年之后，人均资本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2017年已经回落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但资本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也下降，向着21世纪初期的水平回落（70%左右）。这说明我国经济在逐步退出资本积累推动的路径。



图5.6 人均净资本存量增长率和TFP增长率


资料来源：净资本存量的数据来自刘舸帆研究。TFP增长率根据公式（3）计算，资本存量增长率根据刘舸帆研究。劳动人口比例来自Wind，资本产出弹性设定为0.6。


以上变化与我国国民储蓄率的变化基本上同步（图5.7）。在21世纪之前，我国的国民储蓄率缓慢上升（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有所下降）。进入21世纪之后的头十年，国民储蓄率快速上升，从2000年的38%一路上升到2010年的52.6%，极大地提高了我国资本积累的速度。2010年之后，国民储蓄率开始下降，到2017年已回落到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

相较而言，劳动人口比例的变化很小。在2010年之前，每年平均增长0.74%，2010年之后每年平均下降0.43%，对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的影响较小。当然，这不意味着以后的影响也很小，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而人口老化速度却在上升。



图5.7 国民储蓄率


资料来源：根据消费占GDP的比例计算得到。消费占比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全要素生产率方面，2012年之前，TFP增长率与资本积累速度同步（图5.6）。这与资本积累导致效率下降的观点不符，但与刘舸帆[4]的新发现一致：基础设施投资具有熨平经济波动的功能，而且对TFP增长率有微弱的提升作用。从1982年到2017年，TFP平均增长率为2.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1989和1990两年除外）的平均为4.5%，90年代平均为3.5%，21世纪头十年平均为2.0%，2010年之后平均为0.3%。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效率持续下降？在一定意义上讲，答案是肯定的。我国的资本积累对GDP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呈现疲软之势，这符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但我们也要看到，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经济走出计划经济的时期，效率的改进包含了恢复经济增长的成分，而90年代是我国经济改革最为剧烈的时期，较高的效率改进是可以理解的。进入21世纪之后，改革红利基本用完，尽管改革仍然还有空间，但想获得90年代的效果，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21世纪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积累推动，到2010年之后，其效用已是强弩之末，效率下降可以理解。好的势头是，2012年之后，人均资本增长率下降，同时TFP增长率触底反弹。看来，2012年之后的经济调整起到了提高效率的作用。



三、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在第二节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节探讨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公式3给出了潜在增长率的计算公式，其中的重要变量包括国民储蓄率（s）、资本与产出比例（c）、资本产出弹性（a）、劳动人口变化率（gℓ）以及TFP增长率（gA）。图5.8给出了两个预测。预测1的假设如下：净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由2018年的8.5%匀速下降到2049年的0%；资本产出弹性由目前的0.6匀速下降到2049年的0.3；劳动人口比例由2018年的72%匀速下降到2049年的55%；TFP增长率的变化分为两段，2018—2030年由0.15%上升到3.5%，2031—2049年匀速下降到2%（美国的长期速度）。预测2的假设除净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之外，都与预测1相同。关于净资本存量的增长率，预测2假设国民储蓄率从2018年的41%匀速下降到2049年的25%，资本与产出比例固定在3.5，折旧率分为三段：2018—2030年为3.2%，2031—2040年为3.8%，2041—2049年为5%。



图5.8 我国潜在增长率预测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预测1的前提是到2049年资本积累只够弥补折旧，不再对经济增长具有任何贡献；如果劳动人口比例不变的话，经济增长就进入稳态。随着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下降，资本产出弹性也会下降，而0.3是发达国家目前的平均水平，假设1暗含的假设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到2049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049年的劳动人口比例综合了其他预测给出的数字。[5]TFP增长率在2030年设定为上升态势，因为我国经济的效率在改善，有望达到我国经济的最高水平，但20世纪80年代作为最高水平不太科学，因此用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作为替代。2030年之后，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可能基本完成，因此，TFP增长率完全由技术进步率决定，我国离国际技术前沿的距离缩短，收敛发生。

预测2不预先设定净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的收敛，而是从国民储蓄率出发，推导出净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目前，东亚经济体的储蓄率仍然在25%左右，因此，设定到2049年我国的储蓄率回落到25%是合理的。资本与产出比例取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与设定TFP增长率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