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低速增长

路是一致的。最后，折旧率分三段时间分别设定，是因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资本存量还较年轻，折旧率不会太大，但2030年之后折旧率会提高。起始段设定为3.2%，可以让2018年计算得到净资本存量增长率以及人均GDP增长率与各自的实际值相等。2041年之后采用一般经济模型里对折旧率的设定，即5%，中间2031—2040年为前后两段时间的平均值。

预测1给出的2018—2049年我国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33%，预测2略高，为4.85%。两者的差距来自于对净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的不同假设。在预测1的假设下，到2049年，净资本存量不再增长，而在预测2的假设下，那时净资本存量仍然可以保持2%以上的增长。即使是采纳预测1，我国未来30年的增长速度也不低：2030年之前，平均增长率为6%，2031—2040年下降到4.3%，2040年之后下降到2.1%。可以对比的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第一次石油危机，被迫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之后的2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左右（因数据来源不同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除个人计算机之外，世界上多数新发明都来自于日本。然而，日本经济在这个时段的增长率并不是很高，说明仅靠创新是无法维持高增长的。从公式3可以看到，资本积累也是一个重要的增长引擎。我国自2010年以来的经济结构转型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型非常相似，而且，我国的技术进步也进入到快车道，在通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处于世界第一阵营，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也将来临。我国与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左右，而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强。从收敛的角度来看，这会让我国的经济维持一段比日本当年更高速增长的时期。但是，收敛的基础是资本积累，而不是技术进步。

预测1所显示的增长率已足以让我国在2049年实现成为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强国的标志是加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更具体的，是达到OECD国家的收入门槛，即人均实际收入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当前，世界上只有36个国家的人均实际收入能够超过美国的45%，除石油输出国之外，主要是OECD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8年我国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7.7%，简单的计算告诉我们，到2049年要达到美国的45%，2018—2049年我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美国的1.62个百分点就够了。美国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率在2%~2.2%之间，因此，只要我国的人均GDP增长速度超过3.82%，就可以实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如果预测1成立，到2049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美国的51.7%，我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的两倍。



四、讨论


以上预测假设内外环境基本稳定，不会出现较大的风险，但是，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需要处理两大长期风险。一个是人口老龄化，另一个是变化的国际环境。

无论是否放开生育，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确定的趋势。然而，老龄化的挑战不在供给侧。从公式3来看，只有劳动人口比例的变化率才影响经济增长，而这个变化率是比较小的。而且，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推广，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发下降，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更要担心失业，而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老龄化的挑战主要是在需求侧。老年人的收入是固定的，因而不可能有较大的消费，而养老负担又会挤压年轻人的收入，降低他们的消费，正如日本正在发生的一样。

在国际领域，一方面，能够为中国增长提供支持的市场容量将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我国工业技术的持续改进，将对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形成挤压。战后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符合雁阵模式，但是，中国崛起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雁阵”可能长期停留在中国。雁阵模式背后的推动力是“头雁”国家（地区）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带动它们的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后雁”国家（地区）。但是，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兴起，劳动力价格不再是一个重要的竞争要素，雁阵模式因而可能失效。另一方面，我国工业的门类齐全，生产网络周密，中等技术企业不会轻易搬迁到其他国家去，因而，即使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它们要想转型升级也会很困难。

如果以上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未来、特别是2030年之后我国将不得不面对国内和国际市场双重的约束。如何破解约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姚洋，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2] 刘遵义等，《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中国社会科学》, 2007第5期，第91—103页。

[3] Su, Dan, and Yao Yang.“Manufacturing as the Key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for Middleincome Economies”.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 2017, 22(1), pp.47- 70.

[4] 刘舸帆，《基础设施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北京大学挑战杯，2019年。

[5] Mao, Rui, and Yao Yang.“Structural Change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An Application to South Korea”. Pacific Economic Revie, 2012, Vol. 17, No. 1, pp. 29-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