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末至明治初期的选举政治实践

摘 要：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及民间对选举政治展开了较活跃的理论探讨。随着理论探讨的逐步深入，在政治思想领域，“选举”一词的内涵逐渐从明治初年的官员选拔、举荐转变为专指议会的议员选举。与理论探讨相伴行，在频繁的制度调整中，日本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也试行了一些选举举措及选举制度调查。中央政府的议政官上下局、公议所、集议院、左院、元老院等，均具议政机构性质，且它们?有一定承袭关系。从其成员遴选及所进行的制度调查来看，具有扩大参政人群、选拔议政人才的目的，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的保守的选举政治实践。同期伴随地方制度改革，特别是受自由民权运动推动，政府在地方层面进行了比较开放的选举政治实践。各类地方民会的议员选举实践，为后来开设国会时的选举制度设计积累了经验，培养了议政人才。在这些早期选举政治探讨及实践中，既能看到西方政治观念与传统政治文化的杂糅与碰撞，又能看到官方和民间各种不同政治思潮、政治诉求、政治探索的交织与纠葛，显现了明治初期的复杂政治实相。

关键词：日本；选举政治；议政机构；地方民会；府县会

中图分类号：K313.4;D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2-0070-11

DOI：10.14156/jki.rbwtyj.2023.02.007

受中文影响，古代日语中也使用“选举”一词，与中文意思接近，主要在描述政治领域选拔人才的相关活动时使用。只是到近代后，伴随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及对政治模式探讨的逐步深入，“选举”的词义及其所指的政治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刘斌在《近代“选举”概念的演化及其文化喻义》一文中探讨了中国古代“选举”一词的运用及内涵，指出随着西方选举概念的输入，“选举”逐渐脱离中文传统涵义，转变成与英文“elect”相对应的概念，并特别指出日本“选举”一词的输入对中国产生的影响［1］62。实际上，在政治思想领域，先于中国，日本“选举”一词经历了类似转变，其内涵逐渐从明治初年的官员选拔、举荐转变为专指议会的议员选举。日本学者泽大洋在《明治最初期选举制度论的发展》一文中结合明治初期发行的几版英日词典等材料，指出在英译日中，到1872年前后，基本将“election”固定译作了“选举”［2］29-30。

日本学界关于近代早期选举政治的既有研究不多，在研究自由民权运动、《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及西方政治思想输入时多会提到选举制，但单独讨论选举政治的著述较少。尾佐竹猛、藤井甚太郎、河村又介等早期研究宪政及选举制度的学者，对公议、选举等有一定论述，特别是尾佐竹猛把日本走向宪政的历史延伸至幕末时期，关注到当时各势力对参与政治决策的迫切要求［3］。二战后，内藤正中、渡边隆喜等通过分析地方个案探讨了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地方民会、府县会的活动（参见：内藤正中.自由民?剡\?婴雀?h会（I）—とくに明治十五年以降について［J］.??g??玻?961，87（1）：74-96；内藤正中.自由民?剡\?婴雀?h会（II）—とくに明治十五年以降について［J］.??g??玻?961，87（5）：362-382；渡?隆喜.民?亟Y社の成立と地方民会?［J］.大学史?要，2005（9）：8-54。）。近几年，前述泽大洋的《明治最初期选举制度论的发展》一文，主要介绍了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对西方宪政思想中的议会制、选举制的引介等［2］29-50。中国相关研究很少，已有成果主要侧重研究明治宪法体制下的选举制度及其运行（相关研究可参见：许晓光.19世纪后期日本关于议会职能的论争［J］.日本学刊，2015（1）：139-158；张东.近代日本“一君万民”构造下选举权观念的流变及其特质［J］.世界历史，2020（4）：15-30。）。通观日本幕末至明治初期的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关于选举政治，日本政界及民间均有活跃的理论探讨及丰富的相关实践，国内外学界对这一时期选举实践的关注尤其不足。明治初期制度改革频繁，政府内外存在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及权力斗争，所展现的复杂政治表象难以尽述，因此，本文仅尝试运用明治初期相关政府文件及自由民权运动史料，对该时期选举政治实践做一线索性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一、中央政府议政机构设置及相关人员选拔机制的摸索

幕末至明治初期，“合议”“公议”“公论”成为被各政治势力普遍讨论的话题。日本学者佐佐木克指出建立合议体制是幕末日本国家面临的三大课题之一［4］1-17。尽管不同政治势力的政治诉求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这些讨论的核心要素是扩大政治参与群体。从当时的历史进程来看，诸多政治势力是以能够参与国家政治决策为目标开展活动的。如何能让更多人的意志反映到政府施策中，如何选拔合适人才参与政治，这些问题均和选举政治相关。在此背景下，一些政治势力已开始思考扩大参政群体的方式。

幕末时期，在土佐藩已有初步的扩大参政群体范围的制度探索。英国外交官萨道义的《明治维新亲历记》中记述，1866年9月（公历）他在土佐藩与后藤象二郎、前藩主山内容堂会面时，对方就询问了宪法、国会、选举制度等事宜［5］253-256。1867年土佐和萨摩结成的“萨土盟约”也包括如下内容：朝廷拥有大政全权，皇国的一切制度、法令应由议事堂发布。

议事堂费用由诸藩提供。

分上院和下院，从上至公卿、诸侯、陪臣，下至庶民中选举正义纯粹之士为议员，诸侯因其执掌，组成上院。

将军职不再是最高官，德川庆喜辞职回归诸侯之列，政权归于朝廷。［3］66这一设想虽然未突破藩制，文中所说的“选举”也不同于西方议会制的选举，但其反映的选拔人才、组织议事机构的政治意愿，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该藩的坂本龙马，1867年11月（日本在旧历明治五年12月施行改历，改用公历。旧历明治五年12月3日为公历1873年1月1日。本文为叙述方便起见，除有特殊说明外，所标示的1873年1月1日前的时间均为旧历。）在从长崎赴京都的船上，同后藤象二郎讨论了后来被称为“新政府纲领八策”的政治构想，其中也包含设立“上下议政所”的内容［6］。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土佐藩的公议政体目标虽未实现，但其不少制度构想通过该藩出身的福冈孝弟、后藤象二郎等的政治活动，反映在了明治初期的制度设计中，如《五条誓文》就是在福冈孝弟、由利公正等草拟的政治意见书基础上修改而成。该誓文内容与“新政府纲领八策”及山内容堂劝德川庆喜奉还大政的意见书，有共通的希望扩大参政人群、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公议政治的思想。

庆应三年（1867年）12月9日王政复古政变之后，维新政府根据王政复古“大号令”，设立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制。12月15日，新任参与职的福冈孝弟、后藤象二郎就提出了设立上下议事所的建议。建议上议事所为皇帝、宫、公卿、诸侯会议之所，下议事所为诸藩征士、贡士及都鄙有才者会议之所［7］。明治元年（1868年）2月5日维新政府制定了征士、贡士选举之法，命各藩藩主选派藩士到下议事所任贡士，为议事官，执掌公议舆论。关于各藩推举人数，规定40万石以上大藩推举3人，10万石～39万石中藩推举2人，1万石～9万石小藩推举1人。贡士为定员，无任期年限，由藩主决定其进退，并且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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