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与时代价值

柴宝勇，张 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党中央在总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时，从与我国人民民主的历史发展、制度建设、实践探索、理论总结等层面相结合的角度，梳理了党从甫一建立就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战争时期在根据地推动民主实践，以协商方式民主建国并推动社会各方面民主改革，健全党内民主并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历程。“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2]41制度优势蕴藏在实践经验之中，作为实践的结果表现出来。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比较优势的体现就是当今国际治理格局中鲜明的“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西方自由民主进行对比分析和理论反思，有助于清晰论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阐释其时代价值，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信念及话语体系。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发展与研究回顾

民主的语义发端于希腊语“dēmokratía”(由人民统治)，它由“dêmos”(人民)和“kratos”(统治)组成[3]，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意指将统治权力交给城邦中具有公民资格的多数人。经过罗马、中世纪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发展，西方民主逐步定型于自由民主制，以现代自由主义为思想基底，在制度上表现为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强调公开普遍选举、多党竞争、一人一票等原则。随着二战以后自由民主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普及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不断扩大，自由民主制逐渐成为了一盏发展的“指路明灯”，被作为宪法工程学蓝本向后发国家输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则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逐步探索出一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道路，在以民主政治巩固国家治理效能方面取得了重要经验，但却长期被西方政治学解释为威权主义的。因此，考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背景，并对关于中西民主政治研究的代表性文献进行简要回顾，有助于理解自由民主的缺陷和全过程人民民主比较优势的根源与生成机制，澄清西方政治学对中国式民主的长期曲解与误读。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继承与发展

共产主义是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政治理论，而最广大被剥削阶级争得民主是这一征程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用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的方法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和无产阶级争得民主的方式，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的真正实现需要人民群众对选举、议政、立法、执法和监督等政治过程的全面参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并未明确提出一种清晰、系统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但其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内涵、实现形式以及政治过程等方面进行的深入思考，仍然为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马克思和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4]，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本质仅仅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5]。人民不过是雇佣劳动的手段和资本主义扩大剩余价值的工具，根本没有介入资产阶级国家事务管理的资格和途径，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6]。进一步地，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就是“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7]。他认为这种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就是“群众不仅积极参加一般规章、决议和法律的讨论，不仅监督它们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规章、决议和法律；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执行国家的法律”[8]。列宁已经将社会主义民主解释为一个由民主选举、民主议政、民主立法、民主执法、民主监督衔接而成的政治过程，并要求给予必要的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压迫为己任。建国以前，党在苏区和解放区推行民主改革，实行民主选举，“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9]。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将民主监督作为“防止新的政权腐化变质的新路”[10]75。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历经曲折，逐步探索出一条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有机结合的发展道路；同时还做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1]，保障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2021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并多次阐述了其在构建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民主制度体系，丰富多样有序的畅通民主渠道，拓宽人民的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从而使国家治理各项制度安排“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2]39方面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再次确认了其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造就“中国之治”方面的重要意义。

(二)研究回顾与述评

比较优势的提出要求我们清晰认识西式民主的缺陷和中国民主对其的超越，因此有必要对西方自由民主及全过程民主优势研究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和总结。西方比较政治学中的民主化研究一般认为，二战后随着后发国家的物质发展和国内反对派的产生，这些国家原有的非民主政体将受到挑战和撼动而走向自由民主制，并在适当的条件下保持和巩固下来，从而成为“民主国家”。由此出现了巴林顿·摩尔、塞缪尔·亨廷顿、胡安·林茨、阿西莫鲁及福山等一系列理论家，提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第三波”与民主巩固，以及“历史的终结”等代表性观点，自由民主制几乎成为一个神话。后发国家政体是否民主的判别标准由西方建构和掌控，中国政治制度也长期被解释为威权主义的。但自由民主理论并非铁板一块，针对其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理论反思。

基于对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民主不仅无法解决民主失效问题还使之愈演愈烈的现实，西方研究者从民主制度的概念、程序和运行探讨其有效性提升，要求将权力重新交给人民，或说使民众重返政治。罗伯特·达尔本人就认识到他提出的多元主义民主虽然有助于限制精英主义“等级制统治”的暴政，但会造成“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的分散”，将产生“固化不平等，扭曲公民意识，歪曲公共议程”[12]等恶果。有学者从政府的民主控制视角提出，在美国谈论巩固民主体制不可避免地需要完善直接民主制度，强化民众的政策控制能力[13]。有学者从公共协商角度提出，建立全体公民以社会公益为最终目标的公共协商过程，以公开辩论和审议程序赋予立法和决策政治合法性[14-15]，以协商民主替代票决民主[16]。有学者从民主制度构建角度提出，仅从规范性和程序性理解民主的方式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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